由席拉赫作品《科里尼案件》改编的《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已于5月14日在国内上映
冯·席拉赫本来是个显赫的德国贵族姓氏，有400多年的历史和自己的族徽。这个家族出过很多律师、作家和知识分子。但在今天，如果一个德国人听到这个姓氏，首先联想到的，却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每个上过学的德国人，都会在历史课本里读到这个名字。他是纽伦堡审判席上受审的24个纳粹主犯之一，从17岁起忠心追随希特勒，曾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二战”中纳粹驻维也纳最高行政长官。是他下令将13万奥地利犹太人驱逐出维也纳，用火车把他们遣送进集中营。鉴于当年纽伦堡审判掌握的证据不足，他侥幸逃过绞刑。国际法庭以“”判处他20年监禁。他1966年出狱，1974年过世。
冯·席拉赫这个姓氏，从此成了后代子孙的重负，更不用说一笔勾销了四百年贵族家室的荣光。巴尔杜尔的小儿子理查德（Richard von Schirach）写了一本回忆父亲的书，书名就叫《父亲的阴影》。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不知这片阴影的面积有多大。我只知道，理查德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徐志摩的新月派，他是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德文译者，这两年在翻译沈复的《浮生六记》。
当德国作家费迪南德·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终于答应来北京的时候，我才梳理清楚，汉学家理查德是他的叔叔。他的父亲是老纳粹的第二个儿子，在42岁那年自杀了。作家席拉赫和别的小学生一样，也是在学校的历史课上第一次读到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名字。跟同学们不同的是，教科书里的这个大罪犯是他的祖父。他回家去问母亲，母亲突然讲了很多话，可他听不懂。
席拉赫多年后回忆，他不满10岁的时候，被家人送到一所耶稣教会办的贵族寄宿学校，这是当年德国上流社会的一个传统。有一次，一位见习老师来代课，请学生们自报家门。班上的孩子们既有席拉赫这样大纳粹的后代，也有暗杀希特勒的抵抗阵营的子孙。见习老师以为是孩子们在成心捉弄他，不能相信这些互为仇敌的家族后代居然能坐在一个班里上课。但作家席拉赫就是这么怪怪地长大的。跟他好了6年的初恋女友，其祖父就是1944年暗杀希特勒未遂而被处决的将军。
贵族寄宿学校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世界，有修道院的石头围墙把社会拦在外面。到了特定的人生阶段，这道保护层就会戛然脱落。上世纪80年代，等席拉赫上大学的时候，他不再从母亲那里询问祖父何许人也，而是去图书馆查阅了纽伦堡审判中关于祖父的全部卷宗。
“对祖父的愤怒和羞耻感，把我变成今天的我。”席拉赫和我坐在北京一家购物中心打发时间的时候，我想起他曾经写下的这个句子。但他还写过，他真正认识的祖父，只是一个跟他下过棋、还送他一把银质小刀的老人。这是一个四五岁小男孩的模糊记忆。其他的一切，都是历史和他人的叙事。
我是他将要在北京出席的文学活动的主持人，活动就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书店里举行。正月十五还没过，北京城里有些空旷。北风刮得很大，天蓝得出奇，一片片三十多层高的楼房，在蓝天的衬托下，有种超现实的姿态。来的路上，他坐在车里直摇头，“2000万人口的城市，不可思议！德国媒体对中国报道了那么多，但我们对这个国家还是一无所知！”
这是席拉赫第一次来中国，只待两天。他讨厌旅行，认为所有不写作的时间都只是要被过掉的时间。写作一开始，时间立即被赋予意义。我们待在“要被过掉”的时间里谈东谈西。他有问必答，措辞精准，但从不长篇大论，不多占对方的时间，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礼貌。
我问，在他的长篇小说《科里尼案件》里，虚构的成分是多少。我是这部小说的中文译者。有一次，火车晚点，我在柏林的中央火车站滞留了两个多小时。车站的书店里，席拉赫的《科里尼案件》几乎占领了半个书堆。火车站本来就是个放大孤独感的地方，让人总想尽快逃走。可是，我翻开《科里尼案件》后，居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差点误了回家的车。
在历史反思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一直高看德国人，敬佩他们对纳粹罪行无休止地揭露和忏悔。但是，《科里尼案件》颠覆了我的印象。它讲了1968年联邦德国的一桩立法丑闻，导致绝大部分纳粹罪犯的罪行被姑息。小说出现前，这个丑闻只在很小的专业圈子里被讨论，之后也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整个案件都是虚构的，”席拉赫说，“唯有那条被动了手脚、帮助纳粹逃脱罪责的法律条款是真实的，至今还在生效。”他看了看购物中心里那些巨大古怪的所谓造型艺术，又说，还有些小细节也是真的，比如小说里的那个大庄园，就是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还有童年回忆中的小男孩，就是他自己。我想起他前不久在一个访谈里说，虽然今年他55岁，但想起自己的童年，却感觉那是19世纪的事。从4岁起，他就跟着母亲搬到外祖父的大庄园里生活。和后来的寄宿学校一样，外祖父的家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红土的网球场，长满睡莲的池塘，一切都是缓慢的，有家仆、园丁、厨娘、车夫、看林人⋯⋯“那个世界已经从现代社会彻底消失了。”
我们头天在北京见面时，他行的吻手礼很有趣。我把手伸给他，他握住，低下头象征性地在我的手上吻了一下。象征性指的是，他的嘴唇保持离我的手背约一厘米的距离。这个举动老套但得体，把我逗笑了。他拿手机拍下购物中心里功夫熊猫的造型时，我拿定主意，接下来的活动上，我们不提他那位纳粹祖父，谈文学与法律就好。
“席拉赫是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德国《明镜》周刊这样评价他。“小说家”这个德文词的本意是——叙事人。
2009年8月，在柏林开律师事务所的刑辩律师席拉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罪行》。那年，他45岁。同行们对他的评价是，为人谨慎，绝不轻易交友。因为家族里出过多位法官、律师，他从事律师这个职业似乎顺理成章。最早办理的案件中，他代理过前东德政治局的高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那位1989年因出言不慎意外导致柏林墙倒的政客。为沙博夫斯基的成功辩护使席拉赫名声大振，明星律师的光环一路笼罩。近30年来，他加起来办过700多起案件。
从某一晚起，他开始失眠。当然，还有些别的原因，打成一捆“动机包”——他对我使用了这样一个法律术语。总之，他开始写作。后来有记者问，写作是否跟他的祖父有关。他回答道：也许是下意识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要恪守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原则。他精心营造的每一个故事，至今没有引起任何对号入座，但又真实得就像发生在身边。好像我们本来只是好奇地盯着站在法庭上的被告人，他的小说却把我们的目光拉长，带我们一直走进那个人的生活，尤其去看那些在日常表面看不出来、无人关注也没有被语言表达过的东西。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他的故事抵达到了人性深处。“相信我，每个人都是混合体，”他盯住我的眼睛说，“纯善或纯恶，只在功夫熊猫里有。”
当他把失眠时间写就的11个犯罪短篇小说发给出版社时，得到的是清一色的退稿信——这么短的句子也叫文学？今天谁还读短篇小说？
只有一位出版人愿意出他的书，这就是后来他的经纪人马赛·哈特格斯（Marcel Hartges）。席拉赫对马赛说，如果你能把我的书卖掉6000册，我就动手写第二本。可是，马赛的目标是卖掉100万册，他觉得席拉赫的小说太棒了。《罪行》出版后，不仅在德国疯卖，还成了国际畅销书，一并打破了德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不吃香的魔咒。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德国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甚至把席拉赫的小说当睡前故事，读给他的两个孩子听。“他的语言力度，就像水晶，冷得彻骨，亮得耀眼，而且简约到极致。”用油彩、沙土、钢铁、铅皮、灰烬、感光乳剂、稻草、柏油等多种材料创造过一个非凡世界的艺术家，对席拉赫使用的惟一材质——文字，盛赞不已。陪席拉赫同来北京的马赛悄悄告诉我，前不久，有位国际出版巨头向他倾诉衷肠：当年，明明花1万欧元就能买到这本书，但不愿意买，现在即使心甘情愿掏出100万，却再也抢不到席拉赫了。
我找到了德国媒体对席拉赫的第一篇采访稿。正是那篇文章一锤定音，使刑辩律师席拉赫作为小说家一举成名。采访登在《明镜》周刊2009年8月17日那期。采访的前半程在席拉赫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后半程，记者跟着他去了拘留所，见他代理的当事人。采访正式开始前，记者看到席拉赫的办公桌上摆了几张血淋淋的照片。那是他刚接手的一个案子，他顺便给记者初步分析了一下墙上血痕的走向，说明哪些可能性大概可以在第一时间排除等。为了清晰界定下面要采访的不是刑辩律师，而是作家席拉赫，两人最后换了个房间谈话。
其实，最初的那个采访把席拉赫持续了30年的职业场景宝贵地定格下来。那时，他每天不是去作案现场，就是去法院、拘留所，在办公室研究案情，晚上回到家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法庭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席拉赫在人来人往的购物中心告诉我。但他喜欢，那是一份责任。跟当事人保持距离，是制胜的关键。无论他有罪与否，刑辩律师最终要辩护的，是当事人的尊严。五年前，他才彻底放弃律师职业，全心全意投入写作。
那次采访登出来的照片，跟我此时在北京看到的席拉赫相比，有些微妙的差别。照片上的他，居高临下，站在柏林拘留所生锈的铁制镂花楼梯上，脸刮得十分干净，不像现在留了灰白的络腮胡。发际当年就退后得厉害，露出宽阔的大额头。身着灰西装，左手提着典型的黑色坚硬公文包，一身标准的律师扮相。这次，他随身携带的是一个精巧的棕色软皮包，有独特的弧度，大小正好放下一台轻盈的苹果电脑，满足他随时随地的写作需要。包的提手合适地套在他的手腕上，他可以挎着包，同时把手夹克的衣兜里。这是欧洲一家老皮革店特意为他定制的。从北京回德国后，他的第十本书《咖啡和香烟》将要上市，并毫无悬念地登上畅销榜，所有电视脱口秀都争相邀请他。从衣着到外形，他比十年前柔和了。
采访里登出的另一张照片，是他祖父在纽伦堡法庭接受审判的场景。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跟照片同样冷硬——罪犯的孙子当了刑辩律师。不得不承认，十多年前的这篇老文章，仍给我触目惊心的感觉。原来，席拉赫作为作家一亮相，首次出现在德国公众面前，祖父的幽灵就被拎出来，放在他身边，一点脱离干系的时间都不留给他。这个姓氏在德国社会依旧如此刺激神经吗？
我听说，如果他发现某些媒体把注意力过于放在他祖父的话题上，就会取消采访。不仅如此，他也会拒绝回答各种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
2011年秋天，《科里尼案件》在德国出版后，长时间畅销。然而，这段日子，德国司法界和席拉赫本人却不怎么好过。这是一部追责之书，直接批判了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姑息纳粹罪行。小说出版四个月后，当时的司法部长宣布成立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重新审定战后司法系统对纳粹罪犯的处理问题。席拉赫则一脚踩中媒体的雷区：一个纳粹的孙子来写纳粹题材！他甚至不得不发表类似声明，统一回答媒体关于他祖父的提问。
我们在北京度过的这个文学之夜，距离《科里尼案件》在德国首次出版已有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文译本的出版方，安排了李洱与席拉赫对谈。李洱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刚刚倾力十余年完成了长篇著作《应物兄》。这个组合不仅把两位年龄相仿的大牌作家拉到一起，而且安排的是一个法西斯和一个反法西斯的后代进行交流——李洱的祖父辈有从延安出来的抗日将军。
席拉赫来中国前，读了李洱德文版的《花腔》。一见到李洱，还未握手，他就说，我们写的是同一个题材！李洱哈哈大笑，立刻请席拉赫喝咖啡。但是购物中心的咖啡不好喝，两人约了下次在柏林由席拉赫请喝真正的咖啡。活动开始后，席拉赫首先向在场的观众推荐《花腔》。“这是一本必读书，”他说，“三个人从三个视角讲述他们各自认为的真相。可是，谁说的算？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我认为，李洱和我是同一类作家，尽管风格不同，但我们都试图用文学来探索所谓真相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科里尼案件》处理的主题。科里尼是个意大利人，在德国奔驰汽车厂干了34年的机械工。他退休后，在柏林最豪华的阿德隆酒店，以无比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一位八旬老者。被害人迈耶，是德国工业界德高望重的人物。刚开业的年轻律师莱能接手了这桩案子，当上了科里尼的法定辩护人。科里尼对谋杀行为供认不讳，整个作案现场的证据也确凿无疑。年轻的律师越来越沮丧，这似乎是桩没有胜算的案子，但他不愿放弃。支撑小说发展的惟一悬念，就是科里尼的作案动机。一生遵纪守法的科里尼，为什么要杀害一个跟他毫无交集的人？科里尼像坟墓一般保持着沉默，席拉赫则把肮脏的历史罪行一层层套进看似按部就班的司法程序中。
按照德国的文学习惯，李洱先朗读了一段作品，正是科里尼在酒店套房里残杀迈耶的描写。我紧接着把德国总统的问题抛给席拉赫。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也是席拉赫的读者。他在前不久访华期间听说《科里尼案件》被译成中文，席拉赫将来北京，很高兴。但他调皮地请我替他提一个问题：小说必须写得那么残忍吗？
“残忍的细节不能省略。”席拉赫认真地回答。他的论证方式似乎又回到了律师身份：在作案现场，如果死者的头上有一个枪眼，可以判断凶手实施的是冷酷的谋杀。但是，复仇的作案现场从来都是疯狂的。科里尼是在复仇，而且是用一生的愤怒来复仇。残忍的细节是对他复仇行为的必要印证。
后来的活动并没有按照我这个主持人的计划进行，其间出了一个岔子。活动前，我曾问过席拉赫，这个不到8万字的小长篇他写了多久，他说两年。他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作家，每天规律写作三个多小时，写下的每一页都要修改二十次以上，直到一切恰到好处为止。极简就是这么完成的，把所有工夫留给自己，让读者读起来不仅毫不费力，而且还丝毫不觉作者的用力。
在有差不多10万人通过直播观看的活动现场，我把这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提了出来：“你花了多长时间写完《科里尼案件》？”
席拉赫想了一下，说：“实际上，我用了一生。”观众席里发出轻微的笑声。我突然紧张起来，因为我同时意识到，坐在我左边的席拉赫此刻动了感情，而坐在前方的观众们却误以为他在调侃。
但席拉赫并没有要回避的意思，他正要进入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话题。这时，李洱机智地插话进来，他对观众们说：“如果大家知道了席拉赫先生的家世，就会更加敬佩他写成这部反思之作，有多么了不起！”他简要地补充了我作为主持人在开场白中刻意省略的信息，也就是席拉赫的纳粹祖父。这个幽灵般的祖父，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场”了。
席拉赫对李洱点了点头。我发现，他不仅不反对李洱的介绍，而且领受了这位中国同行的敏锐和善意。
“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席拉赫开始对中国观众讲述，书店里立刻安静下来。“德国纳粹对人类犯下的罪恶，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恶。1945年，随着战争结束，大家都认为联邦德国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德国政府所有重要的岗位，几乎都由以前的老纳粹留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战后不可能突然找到一拨新的人来承担这些工作。就连德国的联邦官和各个州的法官，也几乎都是由原来的纳粹继续担任。我们能对他们抱有什么期待呢？他们会对那些纳粹罪犯作出正确的裁决吗？”
“随后发生的丑闻，就是《科里尼案件》的真实内核。战后，一个在纳粹时期司法部工作过的人，继续在联邦司法部担任要职。他修改了一条毫不引人注目的法律条文，瞒天过海，获得议会全票通过。这条法律生效后的直接后果，无异于对绝大部分纳粹分子进行大赦特赦，因为它宣布对纳粹罪行过期不咎。在这条法律的保护下，很多在战争中带着杀人乐趣或在办公室里组织屠杀民众的纳粹罪犯，在战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小说中的科里尼曾经试图请法律为他伸张正义，迈耶就是‘二战’中下令枪杀他父亲的纳粹军官。当法律判定对迈耶的罪行不再追责后，科里尼采取了个人的复仇行动。”听到这里，中国观众没有像德国观众那样，提出“迈耶身上有你祖父的影子吗”之类的问题。大家更关心的是，如果法律不能帮助伸张正义怎么办，德国法院会给科里尼重判还是从轻？
读过小说的人知道，科里尼没有等到法律宣判的那刻。他在监狱里自杀了。席拉赫说，其实，来自法律的任何裁决都对科里尼丧失了意义，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此生的使命。还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无法承受杀人的罪感，这就是对科里尼结局的解释。至于法律，人类历史从来有一个充满共性的困境——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守没有公正性的法律。
除了反人类的律条另当别论，前律师席拉赫会坚定地站在法律一边。他举了苏格拉底的例子：苏格拉底被不公正的法律判处了死刑，他的朋友们前来帮他，说我们已经为你打开牢门，你可以逃走了。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说，我不会逃走，即使法律的判决是错的，它也是这个国家现有的法律。如果每个人都来自行宣布法律无效，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出乎我的意料，席拉赫在活动结束前主动提到了自己的祖父。“我们把纳粹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叫第一罪责，这是我祖父犯下的罪。那些在战后对第一罪责进行庇护和不咎的行为，我们称为第二罪责。我祖父犯下的罪，是他的罪，不是我的罪。但是，我认为，用文学的力量促使德国社会对第二罪责展开讨论，是我的责任。否则，一切还有可能重来。”
我没好意思告诉席拉赫，我觉得他很勇敢。告别前，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古老的日耳曼人那里，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叙事人。当残忍的事件发生，仇敌摧毁了整个村庄，房屋被烧掉，男人被杀戮，女人被，老人孩子被驱逐⋯⋯法官会在事发后进行善恶的宣判，然而无法消除人们心里留下来的恐惧。这时，叙事人的角色变得比法官更重要。他要一遍遍、一代代地把发生过的事件讲下去。只有当人们及其后代真正知情了，恐惧和仇恨才会消除，伤痛才会平复，心灵才得以自由。
意大利人科里尼在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当了三十四年工人，默默无闻，品行端正。他在柏林一家豪华酒店枪杀了一名老人，随后投案自首。
年轻律师卡斯帕·莱能被指定为嫌犯科里尼的辩护律师。但，事后他才知道，被害人是自己儿时好友的祖父，一位很有名望的企业家。在他的回忆中，这是位友善、和蔼的长者。
莱能竭力想弄相。但科里尼对作案动机始终保持缄默。莱能不得不为一个不需要辩护的被告辩护。经过他的不懈探查，终于找到了一条线索，并且发现了德国司法史上令人震惊的一章……
费迪南德·封·席拉赫，德国律师、小说家、戏剧家，1964年生于慕尼黑，1994年起在柏林任刑事案律师。其短篇小说集《罪行》（2009）、《罪责》（2010）和长篇小说《科里尼案件》（2011）、《禁忌》（2013）都成为国际畅销书，译本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其剧作《恐怖》（2015）在十几个国家上演，仅德国境内就演了1000余场，据德国戏剧协会统计，席拉赫堪称当下最受德语国家观众喜爱的戏剧家。另著有散文集《尊严:我们侵犯也被侵犯》（2014）。获克莱斯特奖、理查德·胡赫奖、德国书商大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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